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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本权:民国前期的农民生活改造思潮(1917—1937)


转载自:中国农村学


【摘 要】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活问题是民国思想界普遍和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并为此展开了富有新见也极具歧见的思想讨论与探索。农民生活改造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乡村关怀,也是农村复兴的现实诉求,农民生活改造的多元化方案体现了民国时期思想界的分化与流派切割。由于对都市——乡村关系的不同理解、对农民精神生活的忽视,以及农民阶级的失语,使得当时难以形成应对农民生活问题的共识性路径,空论有余而务实不足。生活的问题远在生活之外,重新激发中国乡村的生机与活力,立足城乡一体发展,方可实现农民生活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

【关键词】民国乡村;农民生活问题;改造思潮;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活问题是民国思想界普遍和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并以此为论域展开了极富新见也极具歧见的思想讨论与探索,表现出民国学人对农民生活问题的强烈忧虑与焦灼、恻隐与关怀。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农民生活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视角。其一是关于近代农民生活水平的讨论及论争。吴承明、慈鸿飞、史建云、郑起东、马若孟等学者主张,近代华北农民生活处于发展与改善状态。吴承明先生较早即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观[1];慈鸿飞对华北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研究亦持此论[2];史建云论证了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与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3];马若孟考察了华北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认为1890—1949年华北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4];郑起东认为近代华北农业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5]。夏明方、刘克祥则对此提出质疑。夏明方指出,对“近代华北农村发展论”的质疑并不是要否认华北农村经济的增长过程,但不应对此加以夸大,混淆“增长”与“发展”的概念;[6]刘克祥则质疑郑文所引数据的准确可靠与研究的方法。[7]其二,对区域性农民生活问题的个案研究,如李金铮对河北定县农民生活的研究[8],侯建新对冀中农民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描述[9],黄志繁、邵鸿对晚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小农生活与生产的分析[10],冯杰对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农民生活实态与贫困原因的分析[11],李德英对民国时期城市、集镇与成都平原乡村农民生活关系的讨论等[12]。

上述学界对民国时期农民生活研究的主要学术关怀,一是立足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观”与“沉沦观”的争论,且回应西方学界的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意识较为明显;二是从农家收支、生活费用等角度呈现民国农民生活,形成“农民生活贫困化”与“农民生活改善论”的不同观点。不足的是,上述研究主要体现为经济社会史的切入,相对忽视了民国思想界围绕农民生活问题形成的思想认知和理论探索,以及民国学人围绕农民生活的讨论而形成的思想争鸣的时代意义。本文从梳理民国前期对农民生活问题的相关调查及议论入手,探析民国学人对农民生活问题的基本认识,尤其是他们因此而形成的思想共识或理论歧见,着重揭示民国学人关于农民生活问题讨论的思想史意义,缕析民国前期思想界的农民生活程度与生活改造思想在近代以来“三农”思想体系中的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乡村农民生活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始于1917年清华学校狄特莫(C.G. Dittmer)对北平西郊195个家庭生活费的调查。[13]本文即以此为起点,将抗战前的乡村社会调查所见农民生活状况作为考察对象,进而就时论所及的农民生活程度、生活改造等言论与思想进行分析,以探讨相关论争在20世纪“三农”问题讨论中的思想史意义。

一、生活问题:民国时期农民生活的普遍恶化

民国初年,农民生活问题并未引起多少时人的注意,1910年代除了零星的乡村社会调查,如前述狄特莫的北平西郊农家家庭费用调查、1918—1919年上海沪江大学葛学溥(D.H. KulpⅡ)指导进行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此外农民生活几乎不为时论所关注。但从1920年代起农民生活迅速进入时论中心,关于农民生活概况的调查极为丰富,较重要者如1921—1925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乡村社会系对中国2370个农家的经济调查、1922年中国华洋义赈会聘请马伦(C.B. Malone)与戴乐仁(J.B. Taylor)主持的4省242个村庄的调查等。“据燕京大学刘育仁君之调查,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九年中我国共有九千零二十七个社会调查,其中多数为农村社会调查。”[14]这些农村社会调查对全国不同地方的农民生活进行了写实性、多维度、立体化的呈现,以农家收入、家庭收支、生活费用的调查分析来呈现农民生活实况,并辅之以农民的衣食住行的日常描述,从中可见民国前期农民生活之写真与实相。

地处上海近郊的金山县,1920年代的“农民生活最足使人注意的,是他们原朴的生活”,该县农民生活“能渐致小康”者约有三分之一,当然“其余的还是恰足度日”。[15]金山地处沪郊,生活水平受都市化影响较深,生活水平或不具有代表性,但类似的生活状态也出现在河北省定县,“定县各村无‘不劳而获’之纯粹地主,亦无专靠劳动而生活之纯粹雇农。全县农民每家平均有地二十四亩有奇,故生活极为安泰,贫富并不悬殊。”[16]在辽宁法库、康平、昌图三县交界附近,“旧道德的势力尚遍布附近,因之一般农民都能安分守己,克勤克俭。辛苦的结果,几年内都能稍有储蓄。”[17]但总体而言,“小康”“安泰”“稍有储蓄”的农民生活,调查所见极少,无论是在广袤的华北内陆,还是瘠寒的西北,甚至堪称富庶的华南,普遍的生活贫困、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与农村社会的整体坍塌是1920—1930年代农民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的主导方面。

在堪称富庶的江南地区,从1920年代起,农民生活趋于恶化。江苏武进“迭遭江浙、浙奉两役,兼以今夏雨水不调,收成较往年只十分之六,富有余资者,尚足维持,一般小康之家,便入于困难之境矣”[18]。它如1930年对上海市中心区106户农民生活调查,农家入不敷出现象极为普遍,“兹就收支状况比较之,其收入总数为30527.06元,而其支出为43899.5元,收支相抵,不敷洋13390.59元,以106家平均之,每家约不敷洋125.5元,以565人计算,平均每人不敷洋23.7元。”[19]沪郊农民的生活,“一般没有田地的佃农,或是离上海市较远的地方,如龙华,虹桥,梅陇,七宝,吴淞,以及浦东各地的农村,地价并不高涨,而生活程度却因受了都市影响,一天增加一天,于是生活的困难,达到了极点”[20]。向称富饶之南方各省农民生活,“随处亦皆民不聊生矣”[21]。1930年前后,本为富庶之地的浙西,“约而言之,能饭者十不得一,能粥者占十之四,杂粮和粥或糠秕麸壳充饥者,又十之四,并糠麸而不得一饱者,亦大有其人”[22]。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地处江宁第四区殷巷镇,地近首都,但民众尚且生活于“贫困”与“混沌无知”的状态中,“农民全年收支,平均每户收入157.85元,收支相差7.42元。……以此戋戋进项,维持五口之家,其困苦可以想见”。[23]物产丰饶的长沙较之中国北部硗薄地方,人民的生活“有天堂地狱之分,然而也还是痛苦极了”。影响长沙农民最大的,厥为战争以及农村商业资本对农民生活的影响。[24]皖北农村亦复如此,“在最近数年来,皖北的农村景象,大踏步的走入凄惨与赤贫化的境域里,最近农村的状况更加严重了。”[25]在江苏徐海地区,“此间农业之经营,实是万分粗放,农民之生活,实是万分痛苦,实使人觉得此非人世”。[26]

华北地区农民生活的贫困化较之南方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1920年代后期河北井陉的农民生活就十分困难,“本县农民贫穷,非勤苦节俭不能维持生活”,不仅如此,不同阶层的生活差异也很大,“农民大概可以区分地主,佃户,个人和地主兼工人四种人。他们固然有贫富的不同,但是无论谁都是勤劳工作,富些的也不闲着,贫些的更要勤苦了”;“总之,本县人民是贫苦的,不这样劳作,便不能维持生活了。”[27]应该说,1920年代后期井陉的农民生活概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约从1930年前后起,华北农民生活状态恶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张家口农村土地肥沃,“实收一年,可供四年之食,惟因兵匪战乱,已五年未收,农民较富裕者食小麦,次者食小米,再次食高粱,最次者食秕糠及乞丐,最末二级,冬日多向张垣粥厂就食。……故张民之生计,殊感艰困!”[28]大同、天镇、阳高三县“要正确地表现他们底饥饿程度及状况,最好还老老实实地用‘糊糊问题’及‘窝窝头问题’等概念,还可以表现这个问题的本质”[29]。地近青岛附近的胶东即墨县,“农民仍是贫苦至极”,“本县农民约占全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有余,他们的生活,都是极其穷苦的,大半数的农民,每年足有二分之一的时间,正日是以地瓜为食粮,……他们日常的饮食,多是喝白水,吃地瓜与咸菜而已,这是极普遍的生活。全县内至少是有过半数的农民,有半年的时间,是过这种生活。”[30]

西北各省农民生活亦是如此。“陕北沙漠遍野,素称贫瘠之区。农民生活,非常苦楚。乐岁不能饱食暖衣(平时以糠秕,沙米——草籽——芋,菜为养料,白面,大米,有终身未见未尝者,夏天衣破烂单衫,冬季穿没面单袄,小孩整天在家裸体,如同人间地狱。)凶年难免于死亡逃散。即稍有田产者,多系山地,且因气候关系,每年只收一获,而苛税之繁,杂捐之重,逐岁增多”。[31]故而西北各省农民生活奇苦,“我人于此敢断言,酿成奇灾之大主因,唯久旱与多兵兼之。……故闾阎之间,多已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困苦颠连,惨不堪言,如此情形,殊堪怜悯也。”[32]

凡此种种现象说明,民国时期农民生活总体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的趋势,以收入水平、农家收支、衣食住行等为日常表征的生活程度处于日趋低落化状态。农民生活入不敷出、极度贫困、收不抵支与农村社会民生凋敝、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极度恐慌、生态恶化的写真性、写实性生活镜像,无不引起民国学人的深切忧虑。他们的关注或起于对桑梓的垂目,或起于对农村衰落的忧虑,既是面对乡村危机的感性忧思,亦不乏对农民生活贫困化根源的理性沉思。在本文考察时段内,20年间的农民生活实际上呈逐渐恶化的趋势,能够勉强维持生活者仅是土地数量较多、家庭农场较大的地主富农,广大自耕农、雇农生活极度贫困,且整体上呈日益恶化趋势。故而他们疾呼,“大好农村,乃沦入破产崩溃之途”[33],“我国农民生活,已至山穷水尽日暮穷途之际,若不再努力,扫除种种障碍,则惟有永远呻吟于列强铁蹄之下,愿我国人急起图之。”[34]无论是近代中国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民国前期农民生活的普遍贫困都是所当考量的现实问题。“故居今日而言我国农民之生活程度,实无从说起,惟有记取‘民生凋敝,闾里骚然’八字而已。”[35]郑槐所论,尤切要害。

二、生活改造:知识分子的乡村关怀

“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下,实非想象之论”[36],故而农民生活改造就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乡村关怀,也是农村复兴的现实诉求。进入20世纪30年代,农村破产、农村崩溃的论调基本主导了时论所向,与此相因应,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声浪也此起彼伏,关于农民生活的根本解决方案、农民生活改造的思想火花在时代舆论中迸发出来。一时之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穷困’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底严重的危机。‘复兴农村经济,改良农民生活’底呼声,雷厉风行,弥漫全国。”[37]

民国学人高度重视农民生活改造问题,将之视为与民族复兴、国家兴亡相关联的民生问题,对农民生活问题给予了足够关注。“民族复兴的要件,在于民族富有生存的力量,而生存力量之充足又在于民生问题之得圆满解决。”[38]尤其是对于执政的国民党而言,在由破坏而进于建设的时期,“对于农民生活之如何改善,实为不可忽略之一大问题。”[39]农民生活问题不仅是近代建设、也是近代革命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立足生活改造的改良主义方案,还是立足“耕者有其田”的长线救国方案,农民生活都是无法绕过的坎,“这一班占国民绝对多数的农民的生活问题不解决,我们国家决没有复兴的希望,这是大众所公认的。”[40]在此背景下,从1920年代初期起,知识界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开始持续发酵,农村、农民问题的出路从农民生活上去探求,成为不少学人的普遍共识:“横在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应由农民生活上着手!”[41]

首先,借助农村合作、民众教育等社会运动改造农民生活,是民国前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农民生活改造思想、方案与设计的主要特征。罗罗指出,“近年以来,国内有志者,对于政治改革,多已灰心绝望,而移其趋向于社会运动,此好现象也”,“国民经济生活之柱石,在于一般生产阶级,故所谓社会运动,虽含有多方面,其主要目的,则不外谋生产阶级生活之改善”,产业协济制度、农民团体之组织、智识阶级投身乡村与农民为伍,均是社会运动所应力行之点。[42]1920—1930年代,最为学人看中的社会运动,厥为合作运动、教育运动。陶恒棻认为,农民生活“救济之道,首当提倡设合作社,或农民银行,以裕经(金)融之流通;同时我国农民百分之九十余未受若何之教育,当多设乡村学校,及其他之贫民教育机关”[43]。方绍原的方案则包含农民运动与合作运动两点,“我们要解决生计问题,达到永远不能动摇与最终的结果,务须要注意,(一)农民政治运动,(二),组织农民生计协作社。”[44]武公在考察长沙农民生活后也认为,自命为民众谋幸福的人们对于农民生活,第一当设消弭一切战争;第二当建设农民银行以低利率放款与农民,使他们得自由减少其土地;第三提倡农村生产消费合作社,使他们得随时于适当价格下出售其生产品。[45]力倡以教育运动改造农民生活者,亦不乏人。尹崇熙指出,“惟农村教育与农民生活,仍鲜有人注意,不无欠缺,吾人欲根本改造农业,唯一方法,只有切实施行农业教育,尤以农村教育为最要,农村教育若能发达,农民生活可随之而逐其欲望,社会国家之文明,亦可由此而大进”,“故农村教育与农民生活,乃今日改进农业之根本问题。”[46]张海涛则指出,“中国现在农民所需要的教育,无疑地是能够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教育”,“教育是不能独立的,他和政治经济有连锁的关系,因之,他不是可以单独解决农民生活的工具,我们要民众教育机关,成为民主政治运动的中心,那么民众教育才能在显示他的作用而成为真正的‘民众’的‘教育’。”[47]民国前期众多从乡村教育着手而投身乡村建设者,其主旨在于此。

其次,农民生活的改造还应从社会改造入手。因为“单纯的增加生产决不足以改良农民的生活的。近年丰收成灾,谷贱伤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个人感觉要改良农民生活必须适当的利用天然的环境和彻底的改善社会的组织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48]因此,“社会改造运动,既不是一种无因而起的冲动,又不是一种无的而发的盲动,它必须是由现实社会生活底环境中,发见其急迫的实际需要,而根据社会进化底法则,加以人为底努力,使社会趋向合理的发展,而缩短其发展底过程的一种运动。因之对于现实社会生活情况底深刻的认识,是社会改造运动中底首要任务。”[49]“农民现实的物质生活,是构成现代中国农民问题的主要基础,而农民问题的解决,只能从构成物质生活的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上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因为由生活不安所激起的愤怒,是足以破坏农村社会组织的。”[50]

再次,民国前期的农民生活改造思想,还注重立足农民生计、突出农事改良、改善农场经营。1922年,美国农业专家白德斐在考察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后认为,改良乡村之最良计划,使乡村达于至善之境,办法有三:改良农田与农作、改良农业经济、改良社会生活状况。[51]对此,乔启明的分析尤有代表性。他认为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低至极限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农场面积过狭;生产效力过低;交通方法幼稚。为排除上述四种障碍,乔启明提出了相应的四个对策:移民殖边,提倡实业;扩大农场面积,提高农家进款;利用机器,增加生产效力,降低生产费用;发展交通,扩大农产销路。[52]这样的认识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庄崧甫就认为:“农民问题要谋根本的解决,本当着意于土地问题。但土地问题中之平均地权,……一时未能实现。在眼前最紧要的,谋一时农民的安定,则在提高农民的实际生活”,主要举措则在增加耕种田亩面积、修整水利、多施肥料、注意种子、调查户口统计粮食五端。他还认为,“增加农生产与提高农民生活有绝大关系:生产增加,即农业经济充裕;经济充裕,农民生活自然提高;农民生活提高,便不至被都市所收吸,地方即得以安宁了”[53]。要解决农民生活的问题,“先要想法增加农民的生产”,“首先要使农民生产率增加”,“要使其生产力增加,那就先得从耕者有其田当(着)手。……先要使农民生活充裕,然后可以收买地主的田,才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话了”[54]。农民生活充裕更在“耕者有其田”之前。

最后,无论是社会运动的介入,抑或是生产技术的提高,注重的仍只是农民生活的部分改善,而非根本改造,故而有学者主张,农民生活改造应有根本的整体解决方案。费孝通就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55]“我们必须承认,‘衣食无忧’是人民最低的生活标准。由于人拥有生存权,那么同样应该有争取这种最低生活标准的权利,这是‘人民生活’的根本所在。”[56]仲康也认为,“中国现在的农民问题——饥寒问题,决不是单方面能够解决的,非从生产技术方面先行下手,决不能解决中国的成千成万的饥寒农民,非继以生产关系上求解放,决不能免除重重叠叠的农民剥削者,换句话说,惟先从生产技术上求改进,继则从生产关系上谋解放,然后农民的饥寒问题得以解决,农民经济得以宽裕,农村也可以健全,其余的一切农民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57]根石所提出的乡村改进的方针在于,“第一,解决农民经济问题,以裕农民生计。第二,保持农村固有优点及特性。第三,改善农村整个生活,以增进社会之生趣。”[58]当然,仅有经济生活的改善是不够的,还要谋求农村社会之生趣与生机,因此“解决农村问题,同时便要替农民解决整个的生活,这是最要紧的一点。”[59]

综上所论,民国学人提出了应对农民生活问题的多元化思路与路径,或侧重社会运动、土地问题,或侧重农事改良、土地垦殖,或侧重生活改造、整体解决,这些农民生活改造方案既是时代的思想产物,也是改造农民生活实践的先导。时论所出,盖出于“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60]的考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农村建设事业,也都包含着对农民生活的改造欲求。对农民生活改造的多元化方案,体现了民国时期思想界的分化与流派切割。

三、生活之外:民国时期农民生活改造思想的局限

农民生活问题的凸显,既是时代发展本身出现的难题,也印证了时论的主要关怀。民国学人提出的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思路与举措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作为20世纪以来应对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想结晶,至今仍有其思想价值。但回首民国学人关于农民生活问题的思想与农民生活改造的具体方案,其时代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首先,农民阶级的“失语”。农民生活问题强烈吸引了民国前期社会各界的目光,民国学人多以农民代言者的角色揭露农民生活本相,但是在社会改造、乡村建设中作为生活改造主体的农民,反而处于失语状态。农民的生活追求、价值诉求被淹没于繁复庸常的日常劳作中,“农民们不晓得怎样才能根本的改善自己的生活。”[61]实际上,生活是与农民自身最切近的需求和体验,故而体察农民自身的生活体验,明了农民的生活追求、生活愿景,方能理解农民生活之本质。如前所述,农民生活,如能劳有所获而盖房置地、稍有储蓄、渐至小康,进而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即为终其一生的“过日子”的富乐所在。当时就有调查显示,“农民第一欲望为积谷积钱,最终目的为置地,总之以财产增加为其最大快乐,鲜有顾及物质生活者;此或大多数北方民族之特色欤?偶有美衣美食而细纸烟者,则群笑其‘不过日子’。”[62]调查中亦能见到农民在温饱之上的需求,“农民已趋向于美的路上去,惜因近年社会的不景气,谷贱伤农至使农村经济,起了恐慌,他们也渐渐流入破产之境了。”[63]但总体上,民国学人呈现农民生活之艰辛穷苦有余,而缺乏深入洞悉农民生活世界的意识,其所提出之农民生活改造方案自然也相距农民的生活追求甚远。

第二,民国学人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具有关注物质生活水平、忽视精神生活的倾向,对物质生活贫困的焦灼与对精神生活的挞伐交相呈现。在民国时期乡村社会调查中,乡间农民休闲娱乐生活多围绕宗教、祭祀、节庆娱乐活动展开,构成农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民国学人普遍以封建迷信视之,鞭挞乡村传统文化,忽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如江苏徐海一带“农民正当娱乐之事甚少,有之只是讲武习艺而已,其他下乡游唱者不能说无,然而鄙俚淫靡,不能称为农民正当之娱乐也”[64]。武进“至若演剧、赛会、迎神、祈祷等迷信,其尤甚者,厥为赌博,关于生活前途,诚有剜肉难补眼前疮之慨”,“其每日之生活……最恶劣者,聚赌于茶馆,虚耗精神,妨碍正务,时亦由于无知识耳。”[65]实际上,“所谓‘生活’,也不是仅指物质底生活而言,……一般的分作(一)经济生活,(二)物质生活,(三)两性生活,(四)政治生活,(五)文化生活等五种生活过程”。[66]农民生活的改造,精神性、娱乐性的文化生活本就是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此,民国时期的农民生活改造方案显然是有缺陷的。

第三,对都市—乡村关系认识偏颇。民国学人在关于农民生活的讨论中,一个极为明显的价值取向是对都市的声讨与反对,将都市视为乡村问题之总根源。如龙之田提出,农民放弃职业、移居城市尤须设法补救,“城市之生活,乃有生气的,有组织的;乡村之生活,乃干燥的,散漫的;欲阻止农民向城市迁徙,其道甚简。即增进乡村生活,使与城市生活等,而与之相近可矣”,“盖农民多居住于乡村,增进乡村之生活,即所以增进农民之生活”。[67]江菊林则认为,“农民们因为在家乡不能得到安全的生活,都市的炫耀,诱引着他们向外发展,到都市去找生活,找钱用,找安慰。”[68]民国时期大量的农民离村现象,引起时论者的深切忧虑。确实,近代乡村危机的产生是由“城乡背离化”发展趋势所导致的,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向的历史发展,基本上以牺牲乡村为前提;但城乡社会的共进共荣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想追求,也是从根本上解救乡村危机问题的必由之路。[69]

第四,空论有余,务实不足。民国学人所倡导的改造农民生活之动议及方案林林总总,其论所出,盖莫外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与社会各途,他们对农民生活改造的设计与构想,与社会思潮的变动紧紧相扣。1920年代前期,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较量及分岭尚不明显之际,合作主义颇为学人器重。1927年以后,对农民生活改造的追索已明显分野,政府职能抑或社会所能?根本改造抑或点滴改进?一时成为论争焦点,但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对农民生活之总体改造构想尚处于争论之中,民国政府、贤达学人对之议论颇多,但空谈多于实干,农民生活改造的总体规划与设计付之阙如,并未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在国内改良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组织的声浪,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如何去改善农民的生活,如何去改进农村的组织,不但还不曾有过几个具体的方案,甚至农民的生活现状怎样?农村组织的实际情形如何?也还不曾有真确的调查,与切实的报告。”[70]

农民生活是民生建设之首要目标,“为民众谋幸福”是国民党训政的炫目口号,但民国时期农民离生活幸福何止万里之遥。民国时期,造成农民生活状态恶化的罪魁祸首,当为政府尚难调控的经济形势、变幻无定的政治局势、土地占有的多寡失衡等诸多因素。生活的问题远在生活之外,民国时期农家生活已经与广泛的海外市场、经济波动、物价涨落、政治局势彼此关联,生活程度之涨落、农家收支之盈亏,实已超出农民的想象与控制。民国前期农村经济的整体衰败、农村社会的整体坍塌,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持续性乡村危机、乡村破产造成农村生机与活力的丧失,农民生活相应进入下降通道。农民生活问题是整个乡村问题甚至中国问题的一环,土地、劳动、生产、生活构成紧密的圈层相互扣合,农民生活的根本改善,在于乡村问题的彻底解决与乡村生机的焕然勃发。欲改善农民生活,重新激发中国乡村的生机与活力,理应立足城乡一体发展,方可实现农民生计与乡村生机的良性互动。

注释:

[1]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慈鸿飞:《20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3]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40页。

[5]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夏明方:《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7]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辩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8]李金铮:《二、三十年代定县农民生活的考察——定县近代农村经济研究之一》,《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9]侯建新:《民国年间冀中农民生活及消费水平研究》,《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10]黄志繁、邵鸿:《晚晴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1]冯杰:《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生活的个案解析——论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农民生活》,《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

[12]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简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3]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6月。

[14]朱约庵:《社区研究与农村建设》,《农村建设》第1卷第6期,1939年7月1日。

[15]金炳荣:《金山县的农民生活》,《生活周刊》第1卷第13期,1926年1月3日。

[16]晨光:《定县之农民生活(一)》,《晨报副刊》1927年8月8日。

[17]汪湘阳:《一角的东北农民生活》,《国风》第3卷第3号,1933年8月1日。

[18]奇声:《武进之农民生活》,《生活》第1卷第21期,1926年3月14日。

[19]《上海市中心区百零六户农民生活调查录》,《社会月刊》第2卷第12号,1930年。

[20]二白:《沪郊农民生活之变迁》,《上海周报》第1卷第9期,1933年1月26日。

[21]谦益:《我国农民生活现状》,《钱业月报》第10卷第9号,1930年9月15日。

[22]何西亚:《浙西农民生活(续)》,《心声》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

[23]漆中权:《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农民生活调查》,《农业推广》1931年第3期,1931年9月。

[24]武公:《长沙农民生活概况(续)》,《农业周报》第12号,1930年1月5日。

[25]也夫:《皖北的农民生活》,《人言周刊》第1卷第22期,1934年。

[26]蓝渭滨:《江苏徐海之农业与农民生活(续完)》,《中国农村》第1卷第10期,1934年8月1日。

[27]赵德华:《井陉农民生活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

[28]桢:《张家口农民生活》,《经济学刊》第1卷第1期,1931年6月。

[29]范郁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1935年5月15日。

[30]王文甲:《即墨农民生活概况》,《农业周报》第4卷第20期,1935年5月24日。

[31]余生:《陕北农民生活素描》,《互励》第1卷第3期,1935年1月1日。

[32]谦益:《我国农民生活现状》,《钱业月报》第10卷第9号,1930年9月15日。

[33]潘鸿声:《湖南主要农产之分布及农民生活状况》,《农报》第3卷第2期,1936年1月20日。

[34]谦益:《我国农民生活现状》,《钱业月报》第10卷第9号,1930年9月15日。

[35]郑槐:《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实业统计》第2卷第5号,1934年10月。

[36]郑槐:《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实业统计》第2卷第5号,1934年10月。

[37]范郁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1935年5月15日。

[38]董汝舟:《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检讨》,《建国月刊》第11卷第5期,1934年11月。

[39]武公:《长沙农民生活概况》,《农业周报》第11号,1929年12月29日。

[40]张俊民:《广西农民生活概况》,《广西农林学报》创刊号,1935年1月。

[41]郑廷泰:《福建营前模范农村农民生活概况》,《农学杂志》第五、六合号特刊第3种,1929年12月1日。

[42]罗罗:《农民生活之改造》,《湖北省农会农报》第3册第4期,1922年4月。

[43]陶恒棻:《中国棉业问题》,《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4期,1931年10月。

[44]方绍原:《怎样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续),《中央副刊》1927年第51期。

[45]武公:《长沙农民生活概况(续)》,《农业周报》第12号,1930年1月5日。

[46]尹崇熙:《农村教育与农民生活》,《湖北省农会农报》第4册第4期,1923年4月。

[47]张海涛:《中国农民生活与农民教育》,《教育论坛》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15日。

[48]张俊民:《广西农民生活概况》,《广西农林学报》创刊号,1935年1月。

[49]范郁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1935年5月15日。

[50]董汝舟:《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检讨》,《建国月刊》第11卷第5期,1934年11月。

[51]白德斐:《发达中国之农村》,《湖北省农会农报》第4册第3期,1923年3月。

[52]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5月。

[53]庄崧甫:《提高农民生活之研究》,《生路》第1卷第5期,1928年5月15日。

[54]祜乔:《解决农民生活几个问题》,《农业周报》第60号,1930年12月7日。

[5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6页。

[56]费孝通:《中国士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5-96页。

[57]仲康:《中国农民的生活》,《新西北》第1卷第3、4期合刊,1932年12月30日。

[58]根石:《中国农民生活线的探讨》,《新路》1932年第16期,1932年11月20日。

[59]根石:《中国农民生活线的探讨》,《新路》1932年第16期,1932年11月20日。

[60]张培刚:《我国农民生活程度的低落》,《东方杂志》第34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

[61]志明:《华北农民生活惨状》,《时代论坛》第1卷第8号,1936年7月16日。

[62]晨光:《定县之农民生活》(二),《晨报副刊》1927年8月9日。

[63]张作舟:《元氏县农民生活概况》,《津南农声》第1卷第2期,1936年2月29日。

[64]蓝渭滨:《江苏徐海之农业与农民生活(续完)》,《中国农村》第1卷第10期,1934年8月1日。

[65]奇声:《武进之农民生活》,《生活》第1卷第21期,1926年3月14日。

[66]范郁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1935年5月15日。

[67]龙之田:《我之增进农民生活谭》,东南大学农业研究会编辑:《农业丛刊》第1卷第3期,1922年7月。

[68]江菊林:《江苏常熟沙洲市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1日。

[69]王先明:《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述略》,《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70]吴觉农:《日美两国农民生活标准的比较观》,《浙江省建设月刊》第4卷第1、3期。

原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第129—136页

文本作者:魏本权,临沂大学教授

本期编辑:周洁